1949年1月31日，古都北平迎来和平解放。面对东北野战军及华北野战部队百万大军的围攻，傅作义在军事上连遭重击、已经没有回天之力，只能选择起义；而在具体做事方面，他到底是一代枭雄，还是很有手段和章法的。
论发动起义的难度，傅作义要实现北平和平解放，原本相当困难。因为他任职的华北剿总，军政成分十分复杂。傅作义名义上是剿总司令，但这个“一把手”的控制力严重不足，因为该战区的国民党军，多半是老蒋的中央系官兵，不会轻易听命于傅作义。
尤其北平起义前，25万国民党部队里，只有6万多人是傅作义的察绥嫡系，占比太低了。要举事，就得先掌控好麾下部队，偏偏傅作义手里没多少嫡系。这种情况下，他要怎么组织大批中央军官兵起义呢？搞不好就会被反噬，十分危险。
傅作义是47年底进北平的，中央军一直占大头，他被蒋系将领掣肘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所以对这种复杂局面，傅作义并非没有对策。老蒋的心腹陈继承，挂职剿总副总司令，实际负责监视傅作义，并节制华北的中央军。傅作义与陈继承矛盾严重，为了赶走陈继承，傅作义不惜先后三次向蒋某人假意请辞。
展开剩余84%虽然老蒋并不信任傅作义，但就军事才干和带兵经验方面，傅作义确实远在陈继承之上。为安抚傅作义、巩固华北局面，老蒋还真做了一定妥协，借着48年“七·五”惨案镇压学生、处理不当的由头，南京方面把陈继承调离了。这也可以算是傅作义的“内斗”成果。陈继承走后，华北的中央军将领们依然不会真正臣服于傅作义，但论资历和手腕，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大佬坐镇，明面上大家也就不好直接反对傅总司令。
此外，傅作义还设法清理了华北军政系统内的特务人员，加强自己的控制力。光是这样，仍然不足够。49年1月起义之前，傅作义手上的嫡系部队太少了。平津战役期间，孙兰峰兵团在张家口被歼灭，孙兰峰逃回了绥远，那里倒是还有数万察绥军家底，但离北平太远；郭景云35军的主力2个师，也在新保安被消灭掉，北平城内的35军主要是重建的部队，战斗力弱。
整个傅作义系统的军队，平津战役被东北、华北我军消灭了近一半，傅作义在蒋军内部本来就不占优势，这下更无法制衡中央军了。决心发动起义前，傅作义必须拿出有效的应对办法，务必控制住中央系官兵，才有可能确保北平和平解放。
作为纵横军队和官场多年的老手，傅作义自然是具备权谋手段的，事实证明他做得老辣而高效，比较从容地掌控了北平局面。当时傅作义的策略，用4个字概括，就是“将兵分离”。
第一步是将中央军8个军，全部以布防需要为名开出北平城外，而城内防务交给自己嫡系的35军和104军。这本身无可厚非，守城是要依托坚固工事，但城区面积有限，25万官兵全挤在城内不现实、也是不合理的，部队展不开，东野一炮下去，就能造成重大杀伤。所以国民党军布阵，必须要从外围据点开始防守。
第二步是以剿总军事会议为名，把各中央军师级以上干部，暂时从部队中调出来。1月21日上午华北剿总在城内开会，50多名中央军将领，基本全部按时参加。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，傅作义公布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。
会场上愚忠蒋某人的中央军将领，还是很多的，甚至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。协议念完后，不光响起不少反对之声，甚至还有人公开哭闹。这都在傅作义的意料之中，无碍大局。因为前面这两步棋下完后，北平的局面已经在他掌控之中了。
此时城内全是傅作义的部队，而这些中央军将领，跟城外队伍失去联系，相当于一群光杆司令，别说调兵反抗了，连自己的人身安全都被握在傅作义手中。在现场叫嚷几声没什么问题，反正闹到最后，还是得就范。事实上，傅作义把他们集中扣到了23号。
傅作义不要求这些黄埔、陆大出来的人，都跟他一起弃暗投明，但底线是不能干扰北平和平解放。对于实在不愿参加起义的将领，自己可以安排飞机“礼送”回南京，不过所属的中央军部队必须留下、接受改编。
这句话讲出来后，一众中央系将领的情绪慢慢稳定住了，至少个人安全有了保障，甚至可以去南方继续追随蒋某人。他们基本都当场表了态，承诺不会干扰起义。但到了在协议上签字的环节，他们之中却没几个人同意签字，像李文、石觉、袁朴、骆振韶、郑挺锋等实权将领，都坚决不肯签字。
毕竟是落实到纸面上的东西，一旦将来被老蒋或者军统看到，是很难说清楚的。在这方面，傅作义没有勉强他们，说大家共事一场，自己不会把事情做绝，实在不愿签名的就算了。中央军高级将领里面，签字的仅有两位：一个是31军军长廖慷、另一个是92军军长黄翔。
然而接下来，真正跟着傅作义发动起义的，只有黄翔军长。廖慷是个典型的糊涂蛋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是黄埔三期出身、还曾长期在国民党王牌第5军任职，属于老蒋嫡系；而在场的黄埔将领，大部分都选择不签字，傅作义也说可以保障大家的安全。廖慷不是真心拥护和平解放，却又比较怂，不敢得罪傅作义，纠结了一下便签字了。
签完之后，廖军长不出意料地反悔了。因为他其实也想飞南京，但在场之人都能证明廖慷在协议上签字了，真去了南京后怎么说？不敢去。所以第二天廖慷又单独找到傅作义，说自己不愿留在北平，也不去南京了，要“保持中立”，希望单独安排自己飞往香港。这种做事幼稚而又摇摆不定的墙头草，真叫人哭笑不得。不过最后傅作义没为难他，廖慷也果然如愿飞去了香港，再后来跑到东南亚，靠经商为生。
92军军长黄翔，才是真正参加起义的中央军将领。他是黄埔七期出身，1948年升任军长。老上司侯镜如，也曾经担任92军军长，他对黄翔的影响比较大，所以黄翔对国民党的军政乱象十分失望，很抵触继续打下去。傅作义提出和平解放北平后，黄翔几乎没怎么犹豫，就签字表示了支持。
黄翔在北平解放之后，离开了军队系统，跟着傅作义一起进了新中国水利部。黄翔长期担任水利部参事，工作十分用心、也越发专业精进，他发明的"鱼鳞式消力池"，得到广泛推广使用。黄翔爱好摄影，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，他的艺术作品经常出国展览，黄翔最后活到了85岁高龄，得到善终。
另外黄翔的儿子黄琪玲，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。1949年4月6日，他像父亲一样发动了起义，直接驾着轰炸机飞往郑州解放区，后来成为新中国空军的一名战术教官。黄翔父子俩的义举，都值得称颂。
这样看来，49年北平起义前，除了92军的黄翔，其他国民党中央系将领还真是十分顽固。若不是傅作义预判准确，做了缜密而果断的部署，北平起义确实难度极大，没准备周全就贸然发动的话，局面恐怕很难收拾。
傅作义兑现承诺，在49年1月23日安排了两架专机，送走50多名不愿起义的中央军将领。这批顽固分子中，最典型的是李文。他在华北时担任国民党第4兵团司令官；老蒋对他的忠心很满意，不久后让李文执掌第5兵团，在西南方向抵抗南下的解放军二野大军。最后李文战败、部队丢光，他对我方搞了个假投诚，1950年寻机逃跑了。李文辗转到了台湾，再次获得蒋某人嘉奖，还得了个中将高参的职务，73岁病死在台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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